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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的账本:当船长开始算账的时候

海上的账本:当船长开始算账的时候


最近海上出了不少事,这些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就像你早上出门发现鞋子少了一只,你不会立刻想到战争,但鞋子的事情终归是让人不太舒服的。

俄罗斯的油,英国和日本的船

英国和日本最近联合做了一件事,把俄罗斯最大的航运公司索夫科姆弗洛特(Sovcomflot)的船一艘一艘地列了黑名单。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们开始制裁一艘船之前,这艘船可能连货都没运过。

有一艘叫"PYOTR STOLYPIN"的船,在联合国船只跟踪平台上还只是被标注为"已下水、尚未投入运营",英国人就把它列入了制裁名单。理由很充分:这艘船"可能"会运载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到第三国。

这种事先防范的思路,放在以前的航运圈里是闻所未闻的。你开船,你运货,这是本分;但现在你要是造了一艘船,而造这艘船的船厂位于北极附近的某个地方,那你可能就已经在监管者的视线之中了。

索夫科姆弗洛特的油轮在九月份把俄罗斯的原油出口量推到了一个新高——每月约两千零八百万桶。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G7实施价格上限以来,俄罗斯的影子船队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夹缝中呼吸。他们用非G7国家的油轮,用非西方保险,用一种近乎地下网络的方式,把石油运往中国、印度和其他地方。

IMO最近也在搞一场反对虚假船旗注册的运动,据说有超过一百艘被制裁的船只被发现挂着伪造的旗帜。喀麦隆和库克群岛等国的海事局都向联合国报告了这些情况。这就像是在说,原来有些船虽然挂着法国的旗,但其实并不在法国人的控制之下——这种认知上的错位,倒是给整个国际航运体系增添了几分荒诞色彩。

Maritime shipping

苏伊士运河:回去的路是否更近?

红海危机之后,大部分集装箱船都绕道好望角。这是一条更长的路,多跑大约一周时间,但它安全。

现在,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德鲁里咨询公司的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船公司正在考虑重返苏伊士运河。原因很简单:省钱。

但这笔账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以一艘二点四万标箱的超大型集装箱船为例,走苏伊士运河比绕道好望角每趟能节省约一百万美元。但如果算上战争风险保险——按船舶价值二点二五亿美元、费率百分之零点三计算——单程就要增加一百三十五万美元的保险成本。这样一来,绕道好望角反而更划算。

船公司真正在意的或许不仅仅是单程运费。一艘二点四万标箱的船,每年能跑多少航次,直接影响它的回报率。如果绕道好望角每航次多花一周,那一年就少跑五到六趟。这个损失,远比省下的那几百万美元要来得实在。

德鲁里的预测是,到二零二七年二月,苏伊士运河的通航量将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这个数字比我之前看到的预测要早了几个月。也许船公司早就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不过胡塞武装的实力并没有减弱。相反,他们在也门红海沿岸的据点更加巩固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船公司重返苏伊士的决定,本质上是在安全和成本之间做一个持续的、动态的权衡。没有人能保证下一次袭击不会发生。

Suez canal transit

干散货市场的冷秋

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最近跌到了一个月以来的低点,周五单日下跌约百分之二点二,报三千零两点。这是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整周累计跌幅超过百分之七。

好望角型船指数——主要运输铁矿石和煤炭的大型散货船——更是下跌了百分之四,报四千六百三十八点,创下八月二十一日的最低水平。

Panamax和Supramax指数则相对平稳,分别微涨百分之零点一和百分之零点三。这大概是因为这些小船运输的是粮食和其他杂货,需求相对稳定。

干散货市场的低迷,背后是中国需求的疲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而中国的钢铁行业正处于调整期。当钢厂减少生产,铁矿石的需求自然下降,好望角型船的空载率就会上升。

不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航运市场从来不是单向运动的。去年这个时候,大多数人还在担心运价会涨到多高;而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运价会不会触底。这种心态的转变,本身就是一种有趣的市场现象。

土耳其的石油,中国的油轮

土耳其的原油出口最近在二零二六年出现了强劲反弹。根据Banchero Costa的报告,从波斯湾出口的原油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一,而从俄罗斯港口(包括通过CPC终端运输的哈萨克斯坦石油)的出口增长了百分之八点三。

从南美出口的原油更是激增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一,达到两亿一千二百三十万吨。美国的出口也增长了百分之十点五,达到一亿五千零五十万吨。

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占全球海运原油贸易的百分之十八点八。不过,中国从一月到九月的进口量同比下降了百分之二十点七,降至两亿九千一百万吨。这或许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也或许意味着中国的炼油厂正在调整库存策略。

欧盟二十七国作为一个整体,进口量反而增长了百分之一点三,达到三亿五千万吨,占全球贸易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六。这个趋势很有意思——当美国加强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时,欧洲反而加大了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这种矛盾的行为,大概只能用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来解释了。

绿色燃料: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甲醇正在成为航运业最热门的替代燃料。目前已有四百五十艘甲醇动力船舶在运营或建造中,使其成为继液化天然气之后的第二大替代燃料。

DNV预测,到二零三零年,这些船舶的潜在甲醇消耗能力可能超过一千万吨。但这个数字背后有一个重要前提:这些船舶目前大多数仍在燃烧燃料油或化石甲醇,真正使用低温室气体甲醇的比例还很低。

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供应和价格。绿色甲醇的生产成本仍然远高于传统燃料,而且产能扩张的速度可能跟不上船舶订单的增长速度。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岸电。船舶在港口停泊时,可以关闭辅助发动机,接上港口的电力供应。这听起来很环保,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在英国朴茨茅斯港,电费占岸电连接成本的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二零二五年末,英国商业电价平均每千瓦时二十三便士,而德国仅为十六点八便士,法国更是低至十点六便士。这意味着同样的操作,在不同港口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成本。

洛杉矶港采取了不同的定价模式,为船舶提供专门的替代海事电力 tariff,而非一般的商业电价。深圳也在探索自己的模式。这种碎片化的定价体系,让船公司难以做出长期的投资决策。

航运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从制裁到地缘政治,从运价波动到燃料选择,每一个决定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利益。但无论如何变化,海总是那片海,船还是要继续开。

结语

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正在想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把航运业比作一个国家,它会是什么样的政体?

表面上看,它像是某种联邦制——各国法律、各港规则、各船公司都有自己的规矩。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能够强制执行航运法规。国际海事组织(IMO)制定的规则,最终还是要靠各个成员国自己去落实。

这种松散的结构,既是航运业的优势——它可以灵活适应不同的市场和政治环境——也是它的劣势——当危机来临时,协调行动变得异常困难。

不管怎样,船舶还是会继续航行。那些挂着各种旗帜的货轮、油轮、集装箱船,会在各大洋上穿梭,把商品从一个大陆运到另一个大陆。制裁也好,战争也好,绿色转型也好,都只是这片蓝色星球上发生的众多故事中的一小部分。

而我们这些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数据报表,想着怎么才能比别人多懂一点、多想远一点,大概也就是在参与这场宏大叙事的一个微小环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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